黎錦熙(1890年2月2日—1978年3月27日)，字劭西。出生于湖南湘潭。語言文字學家。1955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學部委員(院士)。參與創(chuàng)建九三學社，并被選為監(jiān)事。九三學社第一、二屆中央理事會理事，第三、四、五屆中央委員會常委。
黎錦熙生在一個官宦之家，其祖父黎世緩宦游兩粵、湖北、山西、熱河、安徽等省，父親黎培鑾是清代貢生。黎錦熙幼承家學，從塾師誦讀諸經(jīng)、《文選》、唐宋諸大家詩文。他興趣廣泛、喜好作詩、繪畫、篆刻和音樂。15歲即考取了秀才。不久，以秀才的資格考入湖南優(yōu)級師范學堂史地部，22歲畢業(yè)。從此開始他近70年的研究、教育事業(yè)。
黎錦熙童年和少年時代適逢甲午中日之戰(zhàn)、庚子八國聯(lián)軍的侵略。國家的內憂外患給他幼小的心靈帶來震動，也給他灌輸了一種憂患意識。受當時“西學東漸”(即所謂新學、維新思想)影響，他不再埋頭于“子曰”、“詩云”，而是開始關注國家命運，渴望為國為民做一番事業(yè)。
他認為救國必須振興教育，而教育之振興，尤在于普及教育，開發(fā)民智。他在湖南省立編譯局編寫小學教科書時，把《西游記》的某些章回選入課本，這在當時是個創(chuàng)新之舉，引起教育界一片驚駭。
1915年，26歲的黎錦熙受聘為教育部教科書特約編審員。他潛心研究語言文字，認為中國文字必須改革。在他及同仁的倡議和組織下，1916年成立了“中華國語研究會”。他為該會擬定的宗旨是：一、國語統(tǒng)一，即規(guī)定標準語。我國地域廣大，人口眾多，方言復雜，進行國語的統(tǒng)一工作，意義重大。二、言文一致，即普及白話文。
五四運動前夕，以魯迅為首的新文學作家，創(chuàng)作了如《狂人日記》等一大批反封建的白話文學作品，顯示了新文學的生命力。一些封建衛(wèi)道士們攻擊說：白話文學雖有“文學”，卻無“文法”，有“文”無“法”，終是無以為“文”。為了反擊這種謬論，1920年，黎錦熙與同仁在北京開辦了第一屆國語講習所，并把他寫的《國文文法系統(tǒng)表》同沈朵山合作改編為《國語文法系統(tǒng)表草案》，之后他又將其改為《國語文學》，在北京高等師范(北京師大的前身)國文系及女高師等校首創(chuàng)講授這門課程。他用大量例證闡明白話文不僅有“法”，而且這個“法”十分縝密，足以指導為文。這就是非常有名的《新著國語文法》一書。它第一次科學地、系統(tǒng)地揭示了我國白話文內在的語言規(guī)律，是我國第一部完整的、具有自己獨特體系的、將傳統(tǒng)語法體系應用于現(xiàn)代漢語的專門著作。這部我國“五四”以來具有重要影響的語法專著，至1959年已連續(xù)再版了24次之多。黎錦熙生前在每次再版前都要對書中觀點、體例、例句等進行修改，以求與新時代共進。
1920年，他促成教育部改定小學的“國文科”為“國語科”，以白話文取代文言文，并廢除小學“讀經(jīng)”。在他不懈努力下，以后的幾年，初中、高中的“國文”也改為了“國語”。他還發(fā)起領導蘇、浙、皖三省焚燒小學文言教科書運動，這場反對封建文化的斗爭，震動了全國，影響很大。與此同時，他與錢玄同創(chuàng)辦了《國語周刊》。
黎錦熙對祖國神圣領土臺灣省的國語運動的關懷和貢獻，更是功不可沒。他認為臺灣淪陷于日本50多年，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結束后，臺灣一定能夠光復。臺灣的方言極為復雜，再加上日本文化的影響，因此臺灣最需要開展國語統(tǒng)一運動。1944年5月，在他的倡議和推動下，西北師院(蘭州)、女子師院(白沙)、社會教育學院(壁山)創(chuàng)辦了國語專修科，為在臺灣推行國語預先培訓人才。后來，抗戰(zhàn)勝利，臺灣光復，為推行國語前往臺灣的學者達100多人，對于推進國語的普及起了巨大作用。由此也可看出黎錦熙對祖國統(tǒng)一的熱忱和遠見卓識。
屬于國語運動范圍的另一件重要事情，是在黎錦熙、錢玄同的策劃下組織起來的“中國大辭典編纂處”。早在1917年他向教育部提出的《國語研究調查之進行計劃書》內就有“《國語辭典》之編訂”一項。他建議編纂《國語辭典》以填補群眾閱讀白話文學作品遇到難解之詞無書可查的空白。幾經(jīng)努力，終在1923年促使“國語統(tǒng)一籌備會”設立了“國語辭典編纂處”。1928年他領導的“國語辭典編纂處”改名為“中國大詞典編纂處”，下設搜集、調查、整理、編著、統(tǒng)計五個部。計劃到1948年成書三大冊，共三十卷。那時流行的工具書只有《辭源》、《中華大字典》等幾種，至于編纂專以語言文字為內容的能給中國幾千年文化中出現(xiàn)的詞作一系統(tǒng)總結的《中國大辭典》還沒有人提起，當然就更不會有編纂這樣辭書的專業(yè)單位了。
他們的工作，是要把五代、北宋的詞和金元的戲曲、明清小說、從古到今的字書、詞典所沒有收錄的詞語，統(tǒng)統(tǒng)加以搜集、整理、注釋。規(guī)模宏大，頭緒紛繁。盡管他們做了充分準備和大量工作，并已先后印出了《中國大辭典樣本稿》、《中國大辭典長編》，卻由于經(jīng)費不足、戰(zhàn)亂頻仍而未能成書，著實令人扼腕嘆息!但值得告慰的是，他們的辛勤勞動沒有白費：黎錦熙把所剪錄的數(shù)百種書報、依音序裝屜儲存排定整理的300多萬張卡片完好地保存下來，在新中國成立后全部捐獻給了中國科學院語言研究所。這些歷盡千辛萬苦的珍貴檔案，發(fā)揮了巨大作用，為我國編纂大型辭書詞典提供了異常豐富的資料和極其寶貴的經(jīng)驗。
中國大辭典編纂處在黎錦熙的領導下，以有限的人力，先后編輯出版了《國語詞典》、《增注國音常用字匯》、《新部首國音字典》、《增注中華新韻》、《北平音系十三轍》等以及新中國成立后應社會之需編寫出版的《學文化字典》、《正音字典》、《漢語詞典》等多部工具書；培養(yǎng)了一批精熟編纂字典、詞典的專門人才；還為出版事業(yè)開辟了一條編輯與出版分工的新路。這也是我國出版史上非常值得記載的一頁。黎錦熙一直想編一部百科全書式的《中國大辭典》，直到晚年，他還向中共中央寫了“請中央組織《中國百科大辭典》的編寫工作的建議”。
為了推進中國的文字改革，黎錦熙在1922年便與錢玄同、楊樹達等人提出了“減省現(xiàn)行漢字的筆畫案”，把中國的新文字定名為國語羅馬字。1923年，黎錦熙、錢玄同、趙元任等11人組成了國語羅馬字拼音研究會，研制國語羅馬字。1926年公布的《國語羅馬字拼音方式》就是黎錦熙、錢玄同、劉半農(nóng)、林語堂等6人組成的“數(shù)人會”共同擬定的。這是現(xiàn)行《漢語拼音方案》的奠基工作之一。黎錦熙提出建議由國家鑄造“漢字注音銅模”。這個建議于1935年獲得實行。他主選“注音漢字”6788個，并多方奔走呼號，委托商人承鑄。這樣，小學課本、兒童課外讀物、民眾讀物就可以用“注音漢字”字模排印，這對掃盲運動和兒童識字幫助很大。但由于1937年七七事變的發(fā)生，國難當頭，華北危急，辛辛苦苦制成的注音字模，落入日本占領區(qū)，推行注音字母的希望化為了泡影。但后來臺灣實行了他的主張：《國語日報》和很多注音讀物都利用注音字模，經(jīng)常出版，銷售量很大。臺灣是我國第一個普及國語的省份，在這里部分地實現(xiàn)了黎錦熙的理想和愿望。
黎錦熙長期任教育部國語統(tǒng)一籌備會、國語推行委員會常委，他與趙元任、錢玄同等人確定了北京話為國語標準音。他在推廣普通話、從事文字改革運動中，十分注意推廣“標音字母”標音，用他主編的《國音常用字匯》查字、認字，能很順利地掌握四聲。按音序去查他主編的《國語辭典》，立即能把所需要的詞找出來。
黎錦熙的名字，黎錦熙的生命緊緊和文字改革連在一起。從最初的倡導、組織到規(guī)定標準音與標準語，制定符號、音標；從注音字母、注音符號到國語羅馬字、拼音文字；從南北協(xié)議定音，京音、京語到普通話；從拼音方法上的“三拼”到“雙拼”等等，無役不從，或主持，或參與，實際調查，采擇眾議，審古酌今，不斷加以修訂、改進，日臻完善，務期既合于音理，又便于實際應用。近70年來我國有關國語運動、文字改革的工作前進的每一步，都熔鑄著黎錦熙的心血與汗水。
1949年，北京剛解放，黎錦熙就被毛澤東指定和吳玉章、馬敘倫、范文瀾、成仿吾、郭沫若、沈雁冰7人組成“中國文字改革協(xié)會”(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的前身)。10月10日的成立大會上，吳玉章在開幕詞中指出：“1926年趙元任、錢玄同、黎錦熙等人在國語羅馬字拼音研究委員會擬定國語羅馬字拼音法，這就使中國文字改革工作大大地進了一步。”1958年，周恩來在《當前文字改革的任務》的報告里又說：“錢玄同、黎錦熙、趙元任等人制定‘國語羅馬字’的功勞是不能不承認的。”對文字改革工作，黨和政府給予了充分肯定與支持。
“文革”期間，黎錦熙雖受到黨中央保護，但仍不能完全避免在工作和生活諸方面受到干擾、迫害，但即使是在艱苦的條件下，他也并沒有停止研究，還寫下了近30種學術論著。1972年，他將自創(chuàng)的“漢語雙拼草案”、“文字改革概說”親自交給周恩來。
粉碎“四人幫”后，他歡欣鼓舞，渴望在科學的春天做更多的工作。1977年，他撰寫了《崢嶸歲月中的偉大革命實踐——回憶建黨前夕毛主席在北京的部分活動》；1978年，他上書黨中央，提出在發(fā)展自然科學的同時盡快發(fā)展社會科學的建議，又向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匯報了漢字與機器相結合的具體方案。沒過多久，他因病住進醫(yī)院。病中他仍時刻關心著我國語言文字工作的進展，多次要求出院工作。3月27日上午，他艱難地舉著插有輸液針管的右手，逐字逐句地審訂著他在北京地區(qū)語言學科規(guī)劃會上的書面發(fā)言稿，他在發(fā)言稿末尾深情地寫道：“我今年已滿八十九歲，風燭殘年，但我要活到老，學習到老，工作到老，只要我一息尚存，我就要把全部精力貢獻給祖國的語文教育事業(yè)!”他計劃著出院后的科研工作，憧憬著科學春天的美麗藍圖。然而，僅過了10多個小時，他就溘然與世長辭了。他對我國的語言文字工作真是做到了“鞠躬盡瘁，死而后已”。
黎錦熙從事語文教學和研究工作70年，研究和探討的領域很廣，對于語言學、文字學、詞典學、語法學、修辭學、教育學、目錄學、地理學、史學、佛學等，都有很深的造詣和豐富的著述，僅有關語言文字學方面的著作，計論文就有300多篇，專著30余部。他在文字改革、現(xiàn)代漢語語法研究和詞典編纂方面，尤其做出了極其卓越的貢獻。數(shù)十年來，他還為祖國培養(yǎng)了許多語言文字工作者和專家，影響所及，遍于海內外。
黎錦熙不僅是一個語言學家，一個學者，同時又是一個社會改革家，一個始終為了中國的富強、進步，貢獻了其畢生精力并做出巨大貢獻的人。
黎錦熙先后當選為第一、二、五屆全國政協(xié)委員，第一、二、三屆全國人大代表。作為九三學社創(chuàng)始人之一，曾任九三學社監(jiān)事，第一、二屆中央理事會理事，第三、四、五屆中央常委。
主要論著
1.黎錦熙，新著國語文法，商務印書館，1924。
2.黎錦熙，國語運動史綱，商務印書館，1934。
3.黎錦熙、劉世儒，建設的“大眾語”文學，商務印書館，1936。
4.黎錦熙、劉世儒，修辭學比興篇，商務印書館，1936。
5.黎錦熙、劉世儒，注意符號與簡體字，商務印書館，1937。
6.黎錦熙、劉世儒，中國語法教程，天津大眾出版社，1952。
7.黎錦熙、劉世儒，同音字典(合編)，五十年代出版社，1953。
8.黎錦熙、劉世儒，中國語法中的“詞法”研討，中國語文，1953(9)。
9.黎錦熙、劉世儒，詞類大系，中國語文，1955(5)。
10.黎錦熙、劉世儒，從漢語的發(fā)展過程說到漢語規(guī)范化，中國語文，1955(9)。
11.黎錦熙、劉世儒，漢語語法教材，商務印書館，1957、1959、1962。
12.黎錦熙、劉世儒，漢語釋詞論文集，科學出版社，1957。
13.黎錦熙、劉世儒，文字改革論叢，文字改革出版社，1957。
14.黎錦熙、劉世儒，漢語復句學說的流和解決問題的方法，中國語文，1957(6)。
15.黎錦熙、劉世儒，漢語復習新體系的理論，中國語文，1957(8)。
16.黎錦熙、劉世儒，漢語語法的科學體系和學科體系，北京師大學報，1957(2)。
17.黎錦熙、劉世儒，漢語拼音字母的科學體系，中國語文，1958(4)。
18.黎錦熙、劉世儒，漢字構詞法和詞素研究，北京師大學報，1959(5～6)。
19.黎錦熙、劉世儒，略談漢字簡化三原則，光華日報，1960年8月25日。
20.黎錦熙、劉世儒，語法再研討—代詞和代名詞問題，中國語文，1960(6)。
21.黎錦熙、劉世儒，拼音字母和文化革命，人民日報，1960年4月14日。
22.黎錦熙、劉世儒，對于難字注音的意見，光明日報，1961年11月1日。
23.黎錦熙、劉世儒，語法術語通釋，北京師大學報，1962(4)。
24.黎錦熙、劉世儒，漢語規(guī)范化論叢，文字改革出版社，1963。
25.黎錦熙、劉世儒，論現(xiàn)代漢語中的量詞，商務印書館，1978。
26.黎錦熙、劉世儒，對語言學科規(guī)劃的幾點意見，中國語文，1978(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