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建功(1901—1980年2月18日)，筆名天行、文里(貍)、山鬼。出生于江蘇海安。語言文字學家。1955年被選聘為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委員(院士)。1951年加入九三學社。九三學社第三、四、五屆中央委員會常委，第六屆中央委員會委員。
魏建功的祖父是清末秀才，當過30多年鎮(zhèn)董，做了很多辦學興教、修橋建路的事情。他的父親繼承、經營了家業(yè)。魏建功少年時曾在南通七中就讀，受到有著深厚國學根基的老一輩語言學家孫錦標(伯龍)、徐昂(亦軒)的獎掖和乾嘉學風的薰陶，愛聽講文字訓詁，對“小學”很感興趣。1919年他考入北京大學預科，靠江蘇同鄉(xiāng)會每季40元的補貼，半工半讀維持學業(yè)。在預科學習期間，他已有志于民間歌謠和方言的研究。1921年他進北大研究所國學門，邊工作邊學習。在錢玄同、沈兼士、馬裕藻、沈尹默等名家指導下，熟悉了文字、音韻、訓詁等專業(yè)知識，打下了厚實的底子。此期間，他為顧頡剛審訂北京《晨報》登載的歌謠注語，考證方言本字；參加收集歌謠、編《歌謠周刊》、整理明清檔案、纂輯工具書、考古調查、方音調查、民俗調查等活動，還參加了清室善后委員會接收、管理故宮的工作。在國學門的這段經歷，極大地開拓了魏建功的視野，鍛煉了他從事歌謠研究、國故整理、語言文字建設方面的功力。
魏建功早年即重視歌謠的整理及歌謠語言的研究。1923年，還在北京大學求學時，他寫下了《搜集歌謠應全注音并標語調之提議》，認為歌謠的采錄應該注意到聲音方面，對歌唱時的實際語音要加注，并標語調，這樣可以得到真切而有價值的方言調查材料，給研究語言學以有力的幫助。此外，他還寫有《歌謠之辭語及調譜》、《歌謠表現(xiàn)法之最要緊者——重奏復沓》、《拗語的地方性》等一批研究歌謠的文章。后在錢玄同的指導下，他以吳歌的韻腳字作根據(jù)，從而分出吳歌的韻類，再用國音的韻類作對照，寫出了長篇論文《吳歌聲韻類》，這既是一份很好的方言調查報告，也是他學生時代研究歌謠與方言的一個總結性成果。
魏建功在學術成長道路上，信奉“勤”能補“拙”。學生時的他每天讀書至深夜，有時一夜要做幾十張紙的摘記。他腦勤、手勤、口勤，勇于探索又不恥“上”問。在北京就學期間，發(fā)表了《華北忠的〈韻籟〉》、《檢舉不以“聲”為“形”役》、《杞梁姓名的遞變與哭崩之城的遞變》、《音韻識小錄》等不少研究探討語言文字問題的論文，還在《京報副刊》上發(fā)表連載《瑣碎的記載清故宮》。
在北大上學時，魏建功上書北大教授會，針對當時學科不分類，學生選課難的問題，建議除一年級設共同必修課外，由二年級起學科設置分ABC三類：A類是“關于語言文字者屬之”；B類是“關于文學者屬之”；C類是“關于整理國故者屬之”。由學生各擇一類專修。這相當于1959年以后北大中文系分漢語、文學、古典文獻三個專業(yè)的做法，是個比較科學的學科分類辦法。教授會采納了他的建議，1925年秋季學科組織大綱就是按這個意見修改的。1925年，他以優(yōu)異成績畢業(yè)，留校當助教，協(xié)助劉半農做“語音樂律實驗室”的工作。
1927年，經沈尹默、張鳳舉推薦，魏建功赴朝鮮漢城京城帝大任法文學部(即文、法學院)講師。他在漢城得知李大釗、范鴻、楊景山等20位革命志士遇害的消息后，奮筆疾書作詩三首，以表達他悲痛的心情。1929年，魏建功重返北大中文系，歷任助教、副教授、教授至抗戰(zhàn)開始。八年中他潛心于教學與科研，學術思想日趨成熟。他在文學音韻訓詁方面的研究，注重結合現(xiàn)實的語文工作，提倡為實際需要服務。他通過對北平音系的形成歷史的研究，斷定北平音系是中國標準語演變最晚出的結果。為此，他發(fā)表了《說轍兒》、《情詢如北平音系十三轍序》。魏建功在音韻學方面造詣很深，成就也最大。1935年發(fā)表的《古音系研究》這部研究音韻學史的專著是他的代表作。全書約30萬字，分別就古音系的分期，古音系的內容，研究古音系的材料、方法和條件，以及古音系研究的實際問題，闡述了自己的見解。他認為歷來講音韻沿革將古音、今音和等韻絕對分開是不對的。所以他在本書的開始便有三點說明：一、凡是在今日國音以前的音韻研究皆屬于古音系的研究；二、凡是中國語言文字所表示的音的內容都是古音系研究的對象；三、古音系的研究擔負著中國語音語言史的研究任務。這也是他寫這部書的指導思想。對于古音系的研究材料，魏建功認為古音系時間悠久，地域廣闊，取材范圍應該包羅古今，細大不捐，兼收中外，畛域無限。在取材方面，他提出利用現(xiàn)代方音作為構擬古音的旁證；他強調了活語言和各種語言材料對研究古音的重要作用，在分部中提出“聲韻兼顧”、“時地劃清”、“著重語言”等原則；在審音中提出“沿革比較”、“連綿詞及古成語釋音”、“語根轉變考釋”等方法，都是發(fā)前人所未涉及。至于在“論變”中提出的“音軌原則”更是他的獨創(chuàng)。這部書在音韻學研究上獨具特色，是魏建功多年來研究音韻學和從事教學工作所積累的成果。它不但匯集了前人研究音韻學的經驗，也為后人繼續(xù)深入研究創(chuàng)造了條件。除了音韻學上的價值之外，它對研究方言學和文字訓詁學也是一部不可或缺的參考書，它在漢語語音的研究上同樣占一席地位，博得國內外學者高度評價和贊賞。這一期間，魏建功先后開設了聲韻學概論、方言研究、等韻研究、民間文藝講話、聲韻學史、古音系研究等8門課程。20世紀30年代北大中文系有“三大概要”的說法，就是指胡適的《中國文學史概要》、沈兼士的《文字學概要》和魏建功的《聲韻學概要》。在研究韻書系統(tǒng)方面，魏建功是繼王國維后較有成就的人之一。他先后發(fā)表了一系列研究中古韻書的論文。如根據(jù)《切韻》與六朝韻書關系來研究《切韻》性質的《陸法言切韻以前的幾種韻書》，根據(jù)唐宋兩系韻書的差異說明《廣韻》與《切韻》關系的《唐宋兩系韻書體制之演變》等，這些研究成果補充、發(fā)展了前人的學說。在音韻學研究中，魏建功非常注重考據(jù)，提倡“樸學”精神，他利用經典中的韻文、漢字諧聲偏旁以及其他材料來考證古音，講求材料的翔實和方法上的嚴謹。解放后發(fā)表的《〈切韻〉韻目次第考源》、《〈切韻〉韻目四聲不一貫的解釋》都反映了他做學問的這一特點。魏建功不僅是極負盛名的古漢語音韻專家，也是積極推行國語運動、實行漢字改革和普及漢語知識的社會實踐家。早在1919年魏建功就在國語大師錢玄同的感召下，傾心國語運動。1925年錢玄同、黎錦熙創(chuàng)辦捍衛(wèi)白話文的《國語周刊》，魏建功是主要撰稿人之一。1928年蔡元培約集錢玄同、黎錦熙等人籌建“國語統(tǒng)一籌備會”，魏建功參加了該會的工作，并與錢玄同、黎錦熙、陳懋治等7人被推為常委。凡有關國語運動的歷次重大活動，魏建功大都參與其中，付出了大量心血，工作卓有成效。
1940年，“國語統(tǒng)一籌備會”改名為“國語推行委員會”。魏建功在國立西南女子師范學院創(chuàng)辦了“國語專修科”。這是國語推行委員會在全國設立的三個“國語專修科”之一。1944年前后，國語推行委員會分別在西北地區(qū)和重慶地區(qū)設置了兩個推行國語的據(jù)點，西北
地區(qū)由黎錦熙負責，重慶地區(qū)由魏建功負責。1945年抗戰(zhàn)勝利后，魏建功被借到臺灣推行國語。1946年4月，臺灣省國語推行委員會正式
成立，魏建功擔任主任委員。由于日本侵占臺灣后強制推行奴化教育達半個世紀之久，臺灣省的中年一代多數(shù)人雖尚能講些母語，但因受奴化教育影響過深，講日語，寫日語，讀日文書，用祖國語言交流已退到家庭的狹小范圍；而青少年則大多已不能講自己的母語了。臺灣
光復后，臺胞們學習國語熱情高漲。為了加快國語普及的推進速度，魏建功提出在臺灣切實可行的推行國語的幾條原則，如：實行臺灣話復原，從方言比較學習國語；注重用國音讀字，由臺灣話讀出音引渡的國音；研究臺灣話與國語的詞類對照；利用注音符號貫通中華文化等等。在他的提議下，廣播電臺開設了國語講座。這段時間，他所撰寫的《國語運動綱領》、《何以要提倡從臺灣話學習國語》、《國語的四大涵義》、《國語運動在臺灣的意義申解》、《臺灣語音受日本語影響的情形》、《日本人傳訛了我們的音》、《學國語應注意的事
情》等文章，非常直接、適時地指導著臺灣的國語運動。針對臺灣同胞用學日語的方法，把國語當外語來學的實際情況，魏建功提出以臺灣方言(主要是閩南語)與國語的對應規(guī)律來掌握國語，收到了意想不到的很好的效果。為幫助臺胞學習掌握國語，他又編撰出《國音標準匯編》。此外，他不僅辦刊物《國語周刊》，設立“國語示范推行所”，還在各地舉辦各種形式各種規(guī)模的國語演講競賽。1946年11月，魏建功專程回到北平招聘“國語推行員”赴臺，分派到臺灣各地民眾教育館去協(xié)助開展國語運動。魏建功和他的同仁，這批由大陸過去的語言學家，在抗戰(zhàn)勝利后到臺灣，同心同德，艱苦奮戰(zhàn)，硬是把日本人殖民統(tǒng)治50年強制推行的日文日語的影響從臺灣語言中齊根鏟除了，實現(xiàn)了中華民族語言的純潔、規(guī)范、統(tǒng)一，為祖國統(tǒng)一大業(yè)立下了彪炳青史的功績。
1948年，魏建功回到他的母校——北京大學，任中文系教授。不久，北平和平解放，他以“欣逢盛世”的心情，積極參加教學科研和各項社會活動。先后擔任或兼任中文系系主任、副校長，新華辭書社社長、《中國語文》雜志常務編委、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委員等職。他參與制定漢字簡化(第一批)方案的工作，寫下大量文章闡述文字改革的意義及漢字改革的可能性和必要性、漢字改革的發(fā)展方向及對漢字改革應抱有的正確態(tài)度。在推廣普通話、推行“漢語拼音方案”和簡化漢字三個方面，他不斷地從理論上進行探討，從實踐中予以總結。1952年發(fā)表論文《從漢字發(fā)展的情況看改革的條件》，他就漢字本身的表現(xiàn)方式，即象形、標音、表意論述了改革的可能性。1955年發(fā)表論文《漢字簡化的歷史意義和漢字簡化的歷史基礎》，意在闡明漢字簡化是漢字改革的第一步，也是走向拼音的第一步；簡化字的基礎在俗字上，俗字在唐宋以后的民間非常發(fā)達，可以從《廣韻》里看到很多。1957年他陸續(xù)發(fā)表了《迎接新的文化的高潮——漢語拼音方案(草案)幫助漢字通讀正音的重大意義》、《我對漢字改革的一些粗淺看法》等文章，闡述漢字改革的歷史基礎和他對漢字改革的理論認識。建國初期，魏建功被聘為文字改革協(xié)會常務理事。1952年他被聘為政務院文教委下設的中國文字改革研究會12名委員之一，兼文字整理組副主任，全身心地投入到《漢字簡化方案》的制訂工作中。1954年魏建功被推為經文改研究會第四次全體會議決定組成的“七人小組”成員，具體主持《常用字簡化表草案》第五稿的修訂。魏建功異?？炭唷⑶趭^，對漢字簡化方案中的每一個字都仔細斟酌，他的認真負責精神使人肅然起敬。通過對數(shù)千個現(xiàn)代通用漢字逐個審定，歸納書寫原則，經向全國各界約20萬人征求意見，進一步修訂后，《漢字簡化方案》由國務院批準，于1956年公布向全國推行。魏建功為我國的語言教育、文字改革做出了重要的貢獻。在普及文化教育方面，魏建功同樣功不可沒。新中國成立以來影響最為廣泛的工具書《新華字典》(第一版)就是魏建功主持編纂的。
魏建功很早就有編一部供中等文化程度的人們參考使用的小型語文工具書的愿望。還在1948年從臺灣回來不久，他就曾與北大的金克木、周祖謨、張克強、吳曉鈴共同商議討論過編纂字典問題。1949年4月，他參照大家的意見，擬了編寫字典計劃，設想所編字典應具有的“十大特色”。1950年魏建功應邀到出版總署牽頭組建新華辭書社，8月1日新華辭書社宣告成立，魏建功兼任社長，開始主持編纂《新華字典》。由葉圣陶直接指導，在全社同人共同努力下，歷時3年的苦戰(zhàn)，《新華字典》終于在1953年10月面世。全書70萬言，收字6840個。魏建功原設想的“十大特色”被進一步歸納為“以音統(tǒng)字、以字統(tǒng)義、以義統(tǒng)詞”的總體例。這12字的總體例體現(xiàn)了魏建功“音為基礎”的一貫主張，正是“革除以往重文輕語，不重視活語言”的新型字典的“新”之所在?！缎氯A字典》第一次印刷10萬冊，它的出版發(fā)行，深受廣大群眾歡迎?，F(xiàn)已幾度修訂再版，成為人們學習文化必不可少的好幫手。魏建功在“五四”運動以后，積極參加新文化、新思想運動，曾在魯迅領導的《莽原》、《語絲》等刊物上，以天行的名字發(fā)表過不少雜文。解放后為中國作家協(xié)會會員。他在晚年雖體弱多病，仍不忘語言教學與研究工作。1979年時他的腎功能已經嚴重損傷，卻依然咬緊牙關堅持認真審定《辭源》的稿件，經常工作至深夜。1980年2月18日因病故去。終年79歲。
魏建功從事語言文字的教學和研究工作數(shù)十年，在各大學講授過多種語言文字學課程，如：聲韻學概要、等韻研究、聲韻學史、文字學、漢字形體變遷史、說文解字研究、普通話語音史、中國語文概論、方言研究等，為發(fā)展祖國的語言文字科學貢獻了畢生的精力。他熱情關懷青年的進步和成長，培養(yǎng)古籍整理研究人才。他所教過的學生很多現(xiàn)已成為知名的專家學者，正在為實施科教興國的戰(zhàn)略，推進我國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xiàn)代化建設事業(yè)做著不懈的努力。
